王清

河南省登封市东金店乡东刘庄村村民李怀周牵头，联合乡亲和部分登封市民，在7月11日为登封市市委书记张学军立了一块功德碑。对此，有人赞同，也有人等着看笑话，说李怀周是个拍马屁的。张学军则表示，农民为他立碑一事，他还不知道，他也不赞成。（大河报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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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进城拾破烂的农民，为当地市委书记“赫赫伟绩”所感动，筹资为其立了一块功德碑。这件事情本身，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在当地口碑不错，受到基层群众的喜爱；二是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会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他们心目中好领导的敬意。只是，如果是农民李怀周的个人行为，倒也无可非议，没有那条法律禁止公民用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落款为“东金店乡全体干群”，则有绑架民意、溜须拍马之嫌疑，被歌功颂德者不可不察，切莫被一个人的游戏迷乱了眼，错当成一台大戏。 

与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仅打过一次照面、从未有说过一句话的农民李怀周，为“父母官”立碑颂德的真实动机、想法和目的，不得而知；或者包含什么其他外界因素，也不好猜测；为什么把他一个人的行为，变成了“全体干群”的意志，这背后隐藏着什么企图，也不好臆断。这些似乎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应该清醒，那“全体干群”也只是李怀周的夸大其词、虚张声势而已，没有几个人跟在他的后面起哄；更主要的是，李怀周自诩为民意的代表，这就把个人朴素的情感表达演变成带有功利色彩的组织活动，目的是收获未来的预期（哪怕是和县里领导说过话，都是可以无限放大的资本），对这种农民式的狡黠，领导干部不可不防。 

好在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还算清醒，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这样做。这种明显带有封建色彩的个人崇拜行为，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民主政治国度里，总显得有些荒唐和滑稽。领导干部就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在这方面只有奉献，没有回报。老百姓真要立碑的话，那也只能够立在心里，那才是真正不朽的丰碑。

王清

钓鱼台国宾馆4次阻止东城法院法官和法警入内执行公务。前天，东城法院通过司法专邮向钓鱼台国宾馆开出10万元的罚单。（京华时报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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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起承转合颇具戏剧色彩，不妨当作一件故事来看：租用钓鱼台国宾馆房屋的一家单位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被北京市东城法院强制执行。某日，法官出示了工作证、协助履行通知和公函等，来到钓鱼台国宾馆，被门卫拦在传达室门外。几经交涉，僵持不下，法警被对方架着胳膊给搡了出去。无可奈何之下，法官开具留置送达协助通知书，要求被执行单位履行判决义务，但国宾馆几名工作人员拒绝转交；法官只好将通知书从小窗口递进去，但通知书很快被扔了出来。这是东城法院第四次遭遇这种尴尬经历，此前已经发生了三次。 

这就奇了怪了。法院执行案件，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法官不可剥夺的执行权力，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进行阻拦和阻挠。否则，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仅凭“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这一款，人民法院就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钓鱼台国宾馆屡屡阻碍法院执行公务，公然貌视法律尊严，肆意挑衅法律权威，实属情节恶劣、影响极坏之举，根据法律规定，仅仅处以罚款是不够的，司法部门有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想必司法部门是在投鼠忌器。国宾馆的地位、功能、影响以及管理者的级别、能量和活动力，足以让许多单位、部门和机构望而生畏、望而却步。然而，钓鱼台不是昔日帝王将相行乐的“行宫”，不是达官权贵恣肆汪洋的“后花园”， 不是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租界”，说到底，也就是接待四海宾客的一家客栈而已。不能因为其设施豪华、名称响亮、功能重要以及接待的客人身份显赫，就觉得“店”高一等，不可一世，作出店大欺客，或者店大欺“法”的事来。要是这样的话，那些拥有总统套房并接待过国家元首的五星级大酒店，都可以狐假虎威、自成独立王国了。 

其实，钓鱼台国宾馆也只是利用人们的膜拜、迷信、好奇心理，故意放大笼罩在自己头上神秘光环，为自己的经营活动提供方便、寻求便利、扩大影响罢了。他们也知道自己也就是一家独立核算的企业，所以才有把宾馆客房出租给外单位的经营活动。他们之所以敢把执法者拒之门外，不是来自于他们自恃权高位重的底气，而是玩弄的挟“名声”以令“诸侯”的伎俩。只要司法部门较其真来，一身正气，公正不阿，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拿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气魄，纵然只接待玉皇大帝的“御苑”，在庄严的法律面前也得俯首就范。

中科院研究员张信宝认为异地重建是“逃跑主义”的过激言辞以及其信口开河的说法激怒了汶川灾民，灾民们送他一个“张闹闹”的称号。汶川灾民打算凑钱租车去成都接这位专家住几天帐篷，“让他过过我们的日子”。（新快报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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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灾民们戏称为“张闹闹”的这位专家，是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信宝。他在作客央视时候，强烈反对汶川异地重建，并痛斥汶川异地重建是“逃跑的行为”。他的这番言论和态度，无疑在灾区人民饱受创伤的心上又撒了一把盐，伤害了灾区人民的情感。汶川县城是旧址恢复，还是异地重建，本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学术问题和科研项目，允许不同意见对立，宽容不同见解碰撞，甚至鼓励不同观点交锋，却不赞成惟我独尊的学霸作风、打压其他的学阀意识和自以为是的学僚思想，更不同意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动辄对别人的人格、品行、操守横加指责，粗暴践踏。对这种专家，不信也罢。

就是这位张专家，虽然身居成都，在地震发生后，他到汶川实地只呆了一天，他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卫星遥感地图。他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尹稚教授带队的地质调查队在实地调查一个月后做出的灾害分布图不屑一顾：“我们这种专家到山顶一看，他们底下人一介绍，我们基本就清楚了。”而当主持人柴静追问张专家很多灾害点在卫星照片上根本无法体现、是否去过地质调查队发现的7个严重威胁汶川县城的灾害点时，张专家以满不在乎的口气回答：“我不知道，我没去过。”笔者愿意相信张专家学贯中西，才高八斗，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本事，但更愿意相信那种通过实地调查、深入剖析、严谨推演、科学论证得出的意见和建议。

类似于“张闹闹”这样随便动用自己的话语权而信口开河的专家学者不在少数。不久前，在分析灾区房屋倒塌的原因时，建设部防震减灾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所长黄世敏用了“我感觉”、“有可能”等一系列主观色彩强烈的判断词语下了定论，认为是天灾不可抗拒。而面对那么多屹立不倒的希望小学，他只得哑口无言。再比如，北大教授徐滇庆一年前在深圳公开发表演讲，断言深圳房价“半年上涨50％和均价突破2万元”，结果，不得不为自己的胡言乱语登报道歉。还比如，集学者、官员、谈判专家、西方通于一身的龙永图先生，强烈批评中国老百姓“没有改变观念，每个人都想买房，其实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他拿美国举例，说美国仅有三成人群买房，六成人群租房，实际拥有住房的人并不多。哪知道话语还没有落音，美国住房部长就兴高采烈地向世界宣布，70％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龙永图先生的“名言”，成了经典笑话。还有，几年前，清华教授魏杰称“房产不崩盘就跳楼”，至今未传出魏的“跳楼”后文；2005年易宪容称京沪房价会暴跌，此后三年房价却屡创新高……

专家学者应该是最理性、最睿智、最坚持逻辑、最依赖数据、最讲究演算的人，可是现在某些专家学者，就其治学之道和研究方法而言，倒像街头的算命先生和野道边的卜卦工作者，信口雌黄，故弄玄虚，就靠主观臆断、凭空想象、无端猜测、大胆预言做学问。热衷于“赶场子”、“端杯子”、“登台子”、“挣票子”，到处走穴，到处“秀”身影，到处发表演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牛都敢吹，什么论断都敢下，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样子，以达到吸引眼球、形成轰动效应、提高自己身价的目的。至于有多少理性、科学性、学术性和实用价值，想必他们自己都觉得好笑。

我等民众之所以信赖专家，与其说是相信他们在其研究领域和行业取得卓然成果可以一言九鼎，毋宁说是相信科学家的良知、道德和操守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换言之，公众可以麻木官员的撒谎、欺骗和愚弄，却对专家学者的话语坚信不疑。在民众的眼里，专家学者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穷尽真相，崇尚科学，探求真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公信力，是他们安身、立命、治国、济天下的根本武器。如果动摇这一基石，笼罩在专家学者头上的光环立刻黯然无光，让民众唾弃。

专家学者的良知、人格和科学精神，不应该在物质的诱惑、上级的眼色和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变得污浊不堪、锈迹斑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说假话，都应当是一个正直的专家学者学术操守的底线。如果突破这一底线，无疑是自毁长城，最终丧失自己的话语权。

美国国会参议院11日以多数票赞成批准一项总额3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以帮助数十万无力支付月供的购房者保留房产，同时通过加强对抵押贷款公司的监管缓解地产市场所受冲击。（北京晨报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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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两天前，深圳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由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撰写的《2008年上半年深圳房地产市场发展形势分析报告》，呼吁政府要采取减免交易环节税收、适度放松货币政策的“救市”建议。一些地产大鳄、一些经济学者、一些研究机构近期也或者放言或者建言或者吁请，认为我国楼市濒临崩盘界点、资金链条断裂、市场前景黯淡，将严重危及宏观经济安全，造成整个房地产行业瘫痪，并拖垮多家金融机构，最终不可避免爆发经济危机，建议政府救市。现在，深受次贷危机影响的美国已经开始出手救市，我们出不出手？ 

首先要分析美国救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帮助数十万无力支付月供的购房者保留房产”，而不是拯救楼市、刺激房价、激活交易和给预期注入“强心针”。 据美国国会预算局一份报告称，今年6月，美国国内抵押品赎回权丧失案数量达25.2万件，比去年同期上升53％，平均每502户居民就有一户房产被收回。其中，不少购房者当初买房时选择浮动利率还贷计划，即在最初几年中以较低利率还贷，但此后因利率逐步提高而月供大幅增加。在房地产市值缩水的情况下，不少购房者被迫放弃还贷。如若政府继续袖手旁观、听之任之，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倾家荡产、露宿街头，从单纯的住房问题迅速演绎成复杂的社会问题，造成全局性的社会秩序混乱和国家政治动荡。美国政府此时救市，将使大约40万不堪还贷压力的购房者受益。更主要的，是化解了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维护了基本安定的社会秩序。而我国一些机构和学者呼吁的“救市”，其目的则是要求政府结束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终结房价下跌、交易低迷、消费者持币观望局面，再恢复昔日“繁荣”、“火爆”、“壮观”状态，再让房价一路高歌，奋勇前进。 

其次要看到，当前我国大中城市的房价下跌，正是市场经济之手自我调节能力的显现，也是房价理性回归的必然结果。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程度，已经到了“连开发商都不要意思说出口”的地步。刚刚公布的上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披露，房地产业在经连续多年高居暴利行业之首之后，再次轻松夺魁。地产公司普遍达到30%以上的毛利率，万科、招商地产、金融街等上市公司的毛利润率都超过了40%。华侨股份以99.12%的主营业务毛利率排名第一，其暴利程度让人叹为观止。截至4月23日，已披露的2008年第一季度报的35家地产公司实现净利润22.66亿元，同比上增361.45%。以至于武汉一位地产商宣称，即使七折销售，还有15%的利润可赚。 

显而易见，投资过快，投机过度，利润过高，套取银行资金过多，房地产市场必然存在泡沫。而是泡沫，总有破灭的哪一天。一方面，按照经济学原理，资本总是集中流入利润高的行业，直至这个行业的利润率趋于平均。房地产界不可能永远都是暴利时代，随着大量资本的进入，这个行业的利润水平必然趋向合理，这是当前房价下跌的根本原因。随着政府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双限房的供应力度，改变了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供求关系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尺度。国外许多大中城市的实践表明，每当廉租房供应加大5%，将迫使商品房价格下跌3%——4%。 

再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是推动通货膨胀的最大推手，此时“救市”就是给居高不下的物价上涨进行火上浇油。今年前5月，我国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高达8.1%，形成事实上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胀罪魁祸首，当数房地产业。房地产规模大、范围广，牵扯的行业多。例如钢材的大涨价，这是与房地产的拉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房地产的大发展推动了钢铁等65个行业的大发展。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任玉岭认为：“房地产的高通胀是这次通货膨胀的总根子，也可以说是这次通货膨胀的“牵引机”和“助推器”。” 没有哪个行业能够像房地产这样牵扯着众多行业的发展，牵扯着社会的众多需求。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和规模的快速增长，不可避免地造成煤、电、油运及多种原材料的全面紧张，也就是说，房地产业的通胀，必将带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通胀。 

至于有人担心政府不救市，银行将被套牢的说辞，从理论和实践上也难以站住脚跟。固然地产商80%以上资金来自银行贷款，房地产稍有风吹草动，银行就面临开发商以土地、房屋抵债的可能。如果房地产价格过多地跌下去，银行确实有金融危险。但从目前实际来看，当前在银行抵押的开发商的土地和房屋大多是2005年以前的，那时候土地、房屋作价较低，倘若房地产商还不了银行贷款，银行便有条件收回当初以较低价格抵押的土地和房产。按现行价格去处置，银行就绝不会吃亏，也无风险可言。相反，若现在救市，任房价继续攀升，开发商抵押在银行的土地、房屋一定都是高价的，当开发商用抵押土地和房屋抵偿贷款时，银行的损失将不可低估，那样真将金融系统拖得一塌糊涂。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复杂态势，中国各级政府不妨静观其变。至少，现在还不是救市的时候。

王清

一中年女子偷肉被抓，看见拍照就以头撞墙，她说儿子正上高中，怕儿子看见了以后没法生活。而她偷肉的原因，也是为了能让儿子有肉吃。他们已经两个月没吃过肉了，但又不舍得买，唯有出此下策。 (河南商报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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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中年妇女的偷窃行径，无疑是可耻的，违背社会道德的，为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可笔者和那么多的网民一样，忍不住鼻子发酸，眼泪不由自主就模糊了双眼，在心里由衷地感叹一声：好伟大的母亲！中国有两句古话，一句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另一句是“饥寒起盗心”，用在这位中年女子的身上，都是很好的注脚。从这条流泪的新闻里，我们能够读出什么？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可能弄不清什么是“结构性通货膨胀”，也无从知晓CPI达到8%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能切身感受到，这年月，肉价一天一个样，油价直翻跟头，粮价扶摇直上，菜价全面飘红，房价如同脱缰野马，教育收费、医疗收费你追我赶，连那青菜萝卜都展开了涨价竞赛，偏居菜场一隅的腌咸菜也不甘示弱，愣是自我“拔高了一截”。农贸市场门口看车的老大爷毫不犹豫地把收费标准从5毛提高到1块，面对疑问，他理直气壮地回答：“什么都在涨，我凭啥不能涨？”在“涨声一片”里，今年头五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每个月都接近8%，严重超过国际公认的3%警戒线，物价正由结构性上涨向全面通货膨胀发展。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和油罐子变得越来越沉重，几乎到了拎不动的地步。 

而另一方面，当前收入分配不尽合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又给社会底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带来强烈反差和严重不平衡。基尼系数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1978年为0.16，1995年为0.31，而2007年则达到0.48，超过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表明，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45%；同样占城镇居民10%的最低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1.4%。

数字是枯燥无味的，再看看数字背后一幕幕活生生的图景：一方面，西安市一位母亲因为无力给儿子购买住房而跳河自杀，另一方面，上海“汤臣一品”楼盘每平方开价十几万元出售；一方面无钱就医的民工自己用菜刀剖腹割瘤，另一方面，大款们在歌厅里展开烧钱比赛；一方面，困窘父亲因筹不出孩子上大学费用而上吊自杀，另一方面，发了迹的富婆在网上嚷嚷要包养落魄诗人；一方面，私营企业职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收入不过千元，另一方面电力公司的抄表工年薪都在10万元以上……物价的持续上涨，对高收入阶层影响有限或者可以忽略不计，而对大量低收入家庭而言，却是沉重的负担，他们真的到了难以支撑甚至是难以为继的程度。 

毋庸讳言，物价的上升明显降低了占人口87%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他们微薄的收入增加早就被物价的上涨冲销得一干二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如果不能够让全民共享改革成果，或者反过来，要让中低收入阶层为此付出降低生活水平的代价，那么这种物价调控手段和方式都存在不小问题。如果各级政府对他们的生存状况不甚了解，或者听之任之，麻木不仁，将留下可怕的隐患。瓮安事件的教训，当是各地政府的一面镜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预示着‘防过热、防通胀、重民生’将成为今后经济工作的主调和基点。能否实现百姓期盼的“工资多涨点，物价少涨点”愿望，各级政府任重而道远。民生问题大如天，稍有闪失，就可能埋下祸端。 

                         王清

一辆车牌号为豫Q0001警的宝马警车引起网友关注，车型是市场价80万元左右的宝马X5。据悉这辆车属于驻马店市公安局，专门负责给领导开道用的。（东方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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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马”的牌子，“80万”的价位，“给领导开路”的用途，这些充满挑衅的字眼强烈刺激着读者的眼球和神经，引来嘘声和唾骂一片，几乎就是必然。只是，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铺张”、“骄奢”、“虚荣”等方面，其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不可不察。

据省交警总队一位官员透露，我国警车配备一直没有既定的标准，“上不封顶”。如果此言不虚的话，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一个行业、一个领域、一种公务活动，缺乏法律规范，缺少制度制约，没有任何规章可循，必然滋生特权思想和高人一等意识，其行动方式不可避免就是肆无忌惮和为所欲为。在此无规无矩的基础上，倘若警察部门再过于强调职能的特殊性、任务的特别性、工作特点的神秘性，并把这些特性无限放大和扩展，其最终结果就是打造了一个权力运行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封闭环境。从这一点来说，“宝马警车”背后的制度空白，才更可怕。

如果比照党政干部用车标准，市一级的交警支队配备宝马警车，显然严重超标。80万元的购车资金，假如是通过财政渠道拨付的话，要履行控购申请、部门审查、财政审核、政府批准等多道严格程序，只要有一道关口根据有关规定进行把关，这种动议肯定“胎死腹中”。最大的可能，就是交警部门动用自有资金。交警部门是地方财政全额供给单位，在他们拥有的干警工资、津贴补助、行政费用以及其他开支等全部费用中，不会包括车辆购买费用。那他们动用80万元购买宝马，资金渠道只能来源于各种罚款。无论是财政拨付还是使用罚款购买宝马，都违背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和有关财务制度。公安部门存在大量预算外收入和拥有各种名目的罚没款，它们的使用和去向，长期以来都缺乏透明和公开，连审计机关也很少介入。“宝马警车”捅开了遮盖在公安部门“财务漏洞”上的一层纸，暴露了其经费使用的无原则性和随意性。

王清

鲁靖，“5·12”地震发生后，自动请缨赶赴地震最严重的北川、绵阳、都江堰等地做抗震志愿者。在抗震救灾过程中，鲁靖曾经历生死考验从未退缩，被称为“抗震美女”。她回京后曾闭门大哭3天，后在博客发表惊人言论：“嫁人就要嫁‘范跑跑’！”(新快报7月6日)

新闻链接：http://news.sina.com.cn/s/2008-07-06/014315878647.shtml 

笔者也算对汶川地震比较关注的人，却对“抗震美女”鲁靖“经历生死考验”的英雄事迹一无所知。那就百度一下，看来互联网有时候也孤陋寡闻，只能搜索到鲁靖本人为数不多的几篇抗震日记。日记里的场景显示，她在九州体育场“参观”时，感慨“生与死都离我这么切近”；在北川，她和其她志愿者帮助分发药品；在帐篷里，看见一个小女孩到处找妈妈，她把她搂在怀里。事迹虽然算不上“惊天地泣鬼神”，比起那累死在救人现场的解放军战士、以生命之躯掩护学生紧急撤离的人民教师、多名亲人逝去而坚守在抗震救灾现场的公安干警，她只是做了一个志愿者力所能及的事情。尽管如此，她的举动也足以令人尊敬。令人吃惊的是，经过生与死的考验，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经过那么多可歌可泣英雄故事对灵魂的荡涤，这位“抗震美女”竟然得出了“嫁人就嫁范跑跑”的感悟。到底是她的头脑被地震震成了一颅浆糊，还是社会的价值观被震得分崩离析？ 

鲁靖在其博客里这样写道：“‘范跑跑’是现代男性的典范，在这个被谎言充斥的世界，‘范跑跑’是真实的。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英雄，‘范跑跑’的反应是正常人的反应！没有亲历过那场灾难的人，都没有发言权！。范美忠可嫁！真实的小人，远远好于虚伪的君子！”这番逻辑荒唐、破绽百出的结论，存在着多重悖谬：一是范跑跑是真实的，其他人就是虚伪的，这显然滑入了非白即黑的泥沼；二是没有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都没有发言权。言外之意，只有她才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三是树立范跑跑为现代男性的典范和楷模。这如果不是对包括她父亲在内的男性侮辱的话，就真的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了。 

正像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指出的那样，范跑跑可以不做英雄，但做人不可以无耻到那种地步。一个在灾难临头可以扬言连自己母亲都不顾的男人，要是在泰坦尼克号上，他会奋不顾身把妇女孩子推到海里自己夺船逃命；一个在地动山摇之际只会扔下学生只顾自己逃命的教师，即使在再崇尚自由、独立和个性的美国和欧洲，也会被民众的唾沫淹得死无葬身之地。以范跑跑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再加上其动物本能，要是鲁靖真的嫁给他，在大难临头之时，要想范跑跑伸出援助之手，真实痴人说梦、天方夜谭了。 

范跑跑固然是真实的，古今中外那么多阴险家、黑社会、地痞、流氓、无赖、人渣什么的，也都是真实的。如果真实是鲁靖女士择偶的唯一标准，她还真的嫁不过来。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嫁不嫁人，嫁什么人，那是鲁靖女士的私事，是她的自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鱼追鱼，虾配虾，乌龟找王八，容不得别人置喙。问题的实质在于，不能用范跑跑的真实来否定更多人的真实。在抗震救灾中，牺牲的解放军战士是真实的，为救护学生献出自己如花生命的老师是真实的，那么多人奋不顾身、无私奉献是真实的，这些崇高、伟大、爱心都是没有任何污染的真诚所在，即使鲁靖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自己置身于地震灾区，所见所闻，心灵至少有所震撼。要是大家都成了范跑跑，灾区会怎么样？社会会怎么样？支持灾区那片天的，绝不会是范跑跑们的脊梁吧？ 

鲁靖要嫁范跑跑就嫁了吧，那是她的权利。不过，虽然“罗敷”尚无夫，可“使君”已“有妇”，要是非范跑跑不嫁，还得从第三者做起。只是还要说明的是，所谓“爱屋及乌”、“情人眼里出西施”吧，范跑跑只能是你眼里的“现代男人典范”，你只能代表你自己，你谁也代表不了。在你眼里的英雄豪杰帅哥什么的，让你痴、让你狂、让你茶饭不思要跳梁的这位男人，在更多大众眼里，不过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缺乏职业道德，不能给亲人提供安全保障，更遑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有什么奉献的人而已，让人不屑。要是不信，可去周围女性哪里咨询咨询

王清

《广东省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日前出台。该《办法》规定，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各部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在公众场合的言行不适当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将追究行政首长责任，责任追究方式主要包括：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责令辞职、建议免职。（广州日报7月4日）
新闻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4/040515868227.shtml

在政治清明和言论自由时代，政府官员虽说因言不一定获罪，但口误或者言论不当导致头顶的乌纱落地，可不是虚妄的。广东省日前出台的关于行政首长问责办法，就成为高悬在各级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在头上。相信各级官员自此更加谨小慎微、小心翼翼，所有的言行都如履薄冰、斟酌再三，即使不放之四海而皆准，肯定也会王顾左右而言他。要是就此在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官话、套话、空话之上，官场上再增加更多哼哼哈哈、支支唔唔、模棱两可的废话，可就于《办法》形成的初衷南辕北辙了。

中国官员的一大特色，就是无论职务高低、官龄长短、地域不同、岗位殊异，其讲话、发言、报告的风格、语气、措辞乃至内容都大同小异，几乎都是一个模子里的翻版、克隆和拷贝，民众斥之为官话、套话、空话。究其原因，当然有各级官员的本身素质因素，而根本所在，是“因言获罪”的所谓政治“潜规则”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本能反映。

在封建时代，“文字狱”大行其道，“因言获罪”的人无计其数。虽说共产党执政后提倡“知无不言，闻者足戒”，有着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血的教训，不仅各级官员，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担心“祸从口出”，生怕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就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最不济，也被视为政治上不成熟，不能够与上级和文件保持一致。改革开放的浪潮荡涤了许多陈规陋习和残渣余孽，民主意识和多元思想得到充分启蒙和发展，但“因言获罪”的阴影长期笼罩在民众的心头，总是挥之不去，担心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就会被追究责任。而不说，或者说些冠冕堂皇、空空洞洞、云遮雾罩的话语，什么责任也不用承担。

在这种语境下，各级官员不要说是正儿八经作报告，就是座谈、调研、闲聊以及和群众拉家常，都要做到字斟句酌，照本宣科，官腔官调，四平八稳。尽管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员博古通今，才华横溢，思维敏捷，思想锐利，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主张和意见，但表露出来的，也只是几条合规中矩的空话。非不能为也，而不敢为也。

其实，领导人也是人，是人在临场发挥、即席发言的时候，都会讲不准确的话，都会发生口误，乃至说错误的话，只要不是主观故意，不是信口雌黄，不是胡言乱语，改正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天不会塌下来。国外政要、领导人经常在重要场合发生口误，美国总统布什就是“口误大王”，曾把英国女王说成“200多岁”、把APEC说成是OPEC，把把“澳大利亚”说成“奥地利”，有的是当场改正，有的是事后纠错，也没见产生多大负面影响，各方面都以宽容之心对待，一笑了之。

要造就一个允许领导人讲错话的氛围，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一种包涵、宽容、谅解的心态度。这才是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标志，这才是开放社会的应有风范，这才是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当中国的民主政治蹒跚着而却是以势不可挡之势融入时代滚滚洪流之中，一个政治开明、思想进步、追求真理之光、崇尚现代文明的时代必将展现在眼前。这时候，政治构架的免疫功能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都空前提高，领导人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就必然成为一种常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与出席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时说：“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此言善焉。

王清

从7月1日开始，湖南常宁市城区的公交车全部免费乘坐，有效打击了黑摩的。据悉，在实行免费政策后，公交车的乘客比平时多了三分之二。（中新网7月3日）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8/0703/02/4FT499E00001124J.html 

5年前，湖北省十堰市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第一个吃螃蟹”，对城市公交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把经营权和所有权一古脑儿出售给私营企业，城市公交实行了市场化经营。此举，当地政府不仅能够每年坐收“线路营运资源费800万元”，还可以获得税收200万元，可谓既甩掉了包袱，又赚取了银两。可惜，好景不长，公交民营化不久，便矛盾丛生，问题频出，接二连三发生公交司机罢运事件，以至于十堰市委、市政府在今年初不得不收回城市公交特许经营权。现在，湖南省常宁市从相反的方向对公交模式进行改革，政府包揽一切，百姓免费乘坐，好像一下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十堰的模式注定是短命的，而常宁的模式又能够走多远？ 

毫无疑问，城市公共交通是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是具有普遍惠利的公共福利，是公民人人可以通过公共财政分享的基础设施。低廉公交乃至免费公交，是世界上任何形态国家和城市的所要坚守的共同理念。那种试图利用公交工具与民争利的做法，都与公共产品属性相悖。这也是十堰公交完全市场化经营失败的根本原因。然而，否定十堰公交模式，不等于否定市场经济体制、价格杠杆、成本控制、经营机制等在城市公交领域的存在和应用，那种否定一切、推倒重来、不讲成本、不计效率、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必然滑入计划经济的泥沼。 

经济学理论和实际经验都无数次证明，由权力、命令和计划对资源进行调配的方式，也就是由政府包打天下、包办替代的模式，是世界上最不经济、最不讲效益、最大程度浪费资源、到头来最让民众怨声载道的做法。常宁市的免费公交，将不可避免遭遇三个方面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服务质量问题，由于实行的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体制，运行的晚点抛站，环境的脏乱恶劣，车辆的过度损耗，服务环节的“偷工减料”，都将频繁爆发；二是加重负担问题，过去由出租车、人力车、摩托车、自行车乃至两条腿分担的市民出行任务，都会毫不例外地转移到城市公交头上，城市公交的包袱会越背越重，直至压趴为止；三是持续投入问题，现在在仅有三条线路的情况下，就已投入700万元，此后的运力增加、线路新开、人员工资、车辆维修和更新、管理费用等，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且，这是一个车越多人越多的、人越多逼迫车更多的恶性循环过程，地方财政将被拖入补贴的“无底洞”里，更主要的，是这种补贴，根本发挥不了最大效应，甚至就是无谓的浪费。 

国家建设部等几部委颁发的《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明确指出：“城市公共交通的投入要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要纳入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健全城市公共交通投入、补贴和补偿机制，统筹安排，重点扶持。”并进一步具体要求：“城市公共交通是公益性事业，是城市交通的主要载体，必须实行低票价政策，以最大限度吸引客流，提高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利用效率。”如果说公共交通的这种属性，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来进行定位的话，那么，即使这样，规章也明确提出了“低价政策”和“效率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低税收、低福利的国家，若实行像欧洲一些高税收、高福利国家采取的免费公交的做法，在实际层面是行不通的，这不仅是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公共事业单位合理经营问题，如何更有效提高城市公交效率问题，如何用市场手段对资源起到基础性配置问题。

事实上，国内许多城市早就看到这两种极端的公交模式存在的弊端，而采取政府补贴、企业经营的既符合公共事业属性、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模式。今年，深圳市政府财政预算将重点解决特区内外公交系统优惠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在票价计算标准、优惠政策享受等方面统一标准，来降低特区外的公交票价。从去年10月7日起，北京市轨道交通全路网实行单一票制，票价从5元、4元、3元，统一调整为2元/人次，即乘客乘坐轨道交通一次出行，不论乘坐距离长短和换乘次数多少，都为2元/人次。城市公交实行低价政策而不是免费政策，才更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目前的实际。

一篇名为《震惊！竟在新闻联播中插性病广告》的帖子在论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应是地方台转播时插进去的。与中央台无关，这个地方台要小心惩罚了。”网友们从照片上的图标分析道。而这家江苏某电视台真可谓是中国最牛的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任意插播广告，而且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性病等不堪入目的广告，实在是很剽悍。（新快报7月1日）

新闻链接：http://news.sina.com.cn/s/2008-07-01/011515845179.shtml 

地方电视台尤其是市、县两级电视台涉性广告泛滥成灾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地两地的现象，几乎成了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公共灾难。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广电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各种规章制度，并处罚甚至停播了一些严重违规的电视台，但低俗、下流、淫秽广告屡禁不止，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症。其根本原因，乃在于这些电视台依赖这些涉性广告生存。 

有出差经验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只要收看地方电视台的节目，无论是哪个台的哪个频道，那些充满着性暗示、性挑逗、性诱惑的准色情广告，都会肆无忌惮地扑面而来，让你躲都躲不过，污染着受众眼睛，毒化着社会风气。 

所谓的涉性广告，就是以性特征、性行为为卖点，以意会式的语言和画面，吸引受众关注的准色情广告。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利用汉字的谐音，让人易于产生与性有关的联想：如雕牌洗衣粉，广告词是：“你泡了吗？你漂了吗？”由于汉字谐音、多义，很容易引发性联想；再如清嘴口香糖让少女在屏幕发问：“想知道亲嘴的味道吗？”二是利用挑逗性极强的画面语言来吸引人，不管广告与女性是否有关，画面都是一个穿着极为暴露、姿态极为挑逗的美女。如一则牛奶广告，整个对话是一个男子的“对牛谈情”：“乖乖！我从未见过如此结实的臀部。我有没有弄痛你？你最喜欢什么方式？是捏？还是摸？我知道了！小美人，来！我们再做一次！还有一则口香糖广告：先是一位表情慵懒、衣着性感的女郎依偎在床上，挑逗地对着观众说：“我觉得还不够耶！”一位男士发动摩托车时说：“我希望我能更有力！”酒吧里，一位女子含情脉脉地看着身边男士说：“更有劲，我会更喜欢！”此时，劲浪牌口香糖突然现身，画外音高喊：“让你感觉就像一浪接一浪！” 至于那些对性器官、性经验、性感受、性高潮的赤裸裸的倾诉和描述，几乎到了不堪入目、诲盗诲淫的地步。 

这些广告看上去五彩斑斓，吸引眼球，用性暗示广告取巧，四两拨千斤，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但如果它始终刻意迎合某些低级趣味，除了以“性”为诱饵之外无技可施，它就是拙劣的了。一味地向“性”靠拢，乐此不疲地打色情擦边球，会让人感到别扭，甚至龌龊。带有性暗示成分的广告似乎把男女关系放在了第一位，把文化、审美、道德、责任等等全部“性化”，对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极为不利。需要指出的是，公共荧屏不是色情广告的叫春地，不是不良厂家的跑马场。 

问题是，这样的广告，为什么在地方电视台大有市场？地方电视台之所以大量播出被省级以上电视台拒播的涉性广告，不是他们胆大包天、肆意妄为，有意和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定对着干，而是他们屈服于经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市、县两级电视台大多广告收入有限，而由于多种原因造成冗员过多，地方财政又不予以补助，解决员工的吃饭问题就成为电视台长的首要工作，社会效益在经济效益面前，只得无可奈何让道。从目前看来，二者矛盾难有调和的余地。 

无论是从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角度，还是从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层次，以及让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占领公共荧屏，都不能够再允许涉性广告这样泛滥下去了。依赖性病广告支撑的地方电视台关掉算了，或者变成转播台，或者干脆取消台号，既节约了资源，又能够从源头上堵塞污七八糟的广告。